路學長執導的《租妻》今年三月公映至今已是半年有余。今天重談這部影片，似乎是在炒冷飯。重談的動因恰是這份“冷飯”打動了我，這種打動不是簡單的感動，也不是純粹的共鳴，而是影片對傳統、現代、人性、尊嚴、社會病態討論引發的痛楚。細細想來，上一次具有類似打動力量的影片還是半年前觀看的《因父之名》。
影片字幕清楚地打寫著：改編自陳志勇的紀實文學報告《租妻回家》。我沒有從互聯網上找到《租妻回家》的文學報告(足見網上有價值信息的匱乏)，只是搜到了一篇佚名的《“租妻”七十二小時紀實》，故事與《租妻》有許多相似之處。雖然，影片和故事都打出“紀實”的旗幟，可我覺得這樣的故事更象是一段傳奇，一段男人主導下的妓女傳奇。（近日，一位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朋友對我說：看了《租妻》的劇情，覺得是一個挺俗套的故事。那就權當我是孤陋寡聞吧。）
盡管路學長認為“《租期》本身是有一個動人的情感故事作為它的主線貫穿”的電影。但是，全片98分種過后，我沒有從影片中找到任何情感的因子。維系男女主人公郭家駒和王莉之間偶遇、回家、“成婚”、出走、相助、離散這條主線的并不是男女情感，而是兩個人之間租賃生意，是一張赤裸裸的金錢契約。家駒是創業受挫的大學畢業生，且與女朋友分手，老家的父母迫切希望他能結婚生子、傳宗接代；莉莉是在打黃掃黑中失去居所的三陪小姐，迫切需要一個安身之處。兩人自然而然有了一個互補性的需求，家駒付出一定的費用租莉莉回家冒充女友以安頓父母操勞之心，莉莉也找到一個既可以創收又可暫避風頭的去處。兩人一拍即合，在租賃契約上雙雙簽字。到了家駒的閩南老家，每每遇到超出契約條款的事件時，他們也沒有因為“情感”而理解、妥協，而是在“那得加錢”、“好，給你加錢”的討價還價中達成一致。
改革開放引來西風東漸，在孔孟“克己復禮”的儒道統治數千年的這片熱土上曾經發出過“建立紅燈區”以形成繁榮“娼”盛景象的呼聲。然而，在全民構筑文明、和諧社會的今天，這種呼聲注定是沒有回應的異類聲音。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路學長將視角對準妓女這一個邊緣的階層，無疑需要一些“犯時忌、逆潮流”的勇氣。
自走出群居的原始社會，妓女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從其產生起就病態地滋生蔓延著，她們與大多數在封建禮教和倫理綱常的壓制下失卻獨立人格的婦女一樣，以另一種生存方式依附于男子，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失去人格尊嚴為代價謀生。在中國的影視和文學史中，不乏為妓女書傳立碑的章節。才情絕色蘇小小，花開堪折杜秋娘，王翠翹以情抗倭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如此的絕唱代代相傳。作家蘇童也認為：“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從事著最低賤職業的女性——妓女，她們也是美好的。她們的不幸是美所遭逢的不幸，因而其性質都是悲劇。”影視中更有《神女》這般刻畫妓女作為人母的親情之作，有《脂姻扣》這般詩化妓女情義的深情之作，也有《榴蓮飄飄》、《香港有個好萊塢》這樣呈現妓女現實生活的沉痛之作。在當代內地的電影中，妓女卻是一個忌違的話題。《租妻》將鏡頭對準妓女這個飽受爭議的群體，沒有傳統倫理道德的判斷，不做文學影視化的頌揚，只是通過莉莉這樣一個三陪小姐，揭開人性的痛癢和社會的傷疤。
影片一開始，通過對話和鏡頭畫面兩種渠道將妓女生活交待得一清二楚。在首都夜空下某個燈紅酒綠ktv歌樓里，一位大姐呼喊著：“姐妹們都精神點，來客人了，3號，8號，17號…”然后被點的小姐急速到客人的包房，被客人選上的小姐眉開眼笑，沒有選上的小姐因失去“生意”悶悶不樂。鏡頭切換，家駒和猴子(家駒的合伙人)以對話的形式敘述著妓女的收入與工作習慣：一年賺百十來萬，個個都是高手，嘴里掏不出一句實話。在猴子眼里，她們是人人都能上的公車，沒有靈魂沒有尊嚴，無一不是以出賣自己肉體與尊嚴賺錢的下賤之人。事實上，猴子的話并非不無道理，莉莉正是在錢的驅使下跟著家駒到了閩南的一個農村。
農村是一個不同于現代都市的地域空間，威嚴挺拔的祠堂和程式嚴謹的婚禮，都證明著傳統的習俗與倫理綱常巨大的延承力。在這里，早已授受都市文明熏陶的家駒重新感受著傳統文化的回歸，而莉莉帶著“面具”生活在一個與自己從事工作完全相背的道德地帶。兩種身分與兩種價值形成了現實與傳統的沖撞，完成一次現實對傳統的無奈背叛。但是，在傳統主宰的農村，傳統道德與文化的力量又讓家駒和莉莉受到感染，靈魂深處的酸楚和恐慌因而爆發。蓋著紅錦行婚禮時，莉莉按耐不住心中的傷痛流下了淚水，她感受到傳統婚禮與作為人妻的幸福，所以事后她才會說：“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反正我是結過一次婚了”。她不是不想做一份體面的工作，她保留著內心的尊嚴和對尊嚴生活的向望，設想著以后賺夠了錢就回老家開一家美容院。她從村邊的瘋女子身上看到從事自己職業的不幸與悲哀。在與香草的談話中滲透出她對生活的艱難的體驗。除了多做了幾天小姐，她與別的普通女孩沒有什么區別。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著一紙合同，卻在不經意間受到家駒無情的鄙視。在離開村莊的路上，她把一支口紅給了因做小姐而被家人拋棄成瘋的女子，卻對緊跟著她不放的瘋女哭著怒斥：“別跟著我啊，我都不知道到哪兒，我怎么帶著你啊，你干嘛要瘋，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種人是永遠沒有臉面的嗎？”在煽情的音樂中，屏幕一頭是莉莉行走的背影，另一頭則是瘋女茫然無知的身影。就是在這一刻，我被打動了，被這群“永遠不能要臉”的人所打動。王莉的哭聲中隱藏著她對尊嚴的渴求，讓我看到了生命的卑微，體會到一種痛徹骨髓的悲涼。
帶著受辱的尊嚴，莉莉決定離開家駒遠走，在長途汽車站，當兩個追債者拿著刀要砍掉家駒的手時，她用自己靠出賣身體、靈魂與尊嚴換得的八萬元錢救下了這個看不起她的男人。我們無須猜想陳志勇文學報告的真實性程度，卻更有理由將這樣的救贖看作是一段傳奇，仿佛古代神話傳說中的蛇精狐妖以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上京趕考從不相識的文弱書生。令人感概的是，抒寫救贖的人是一個為常人所不啻的三陪小姐，一個為社會道德體系所排斥的妓女。
媒體曾經報到，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新華字典》因將“雞”的一層意思解釋為“妓女的貶稱”而在社會引起強烈的反響。從諸多家長的強烈反應來看，人們對“妓女”這個職業的普遍歧視與厭惡，把它視為異類。
這種觀點背后暗藏著社會的不公與病態。妓女無非是在色情行業中像零售商品一樣標價出賣肉體的女子。性對于她們來說，已經不是生理的需求與快感，而僅僅是簡單的錢色交易的籌碼。在物欲橫流的現實社會中，我們所看到的各種“流鶯”、“野雞”只不過是社會現象的表層。我們正常而又輕易地把她們的工作看作是一項骯臟的、下賤的、羞恥的行為，卻忽視了這個社會上還有很多體面的、隱蔽的、含蓄的錢色交易。譬如，頗有歷史的“二奶”、“小蜜”，以及剛剛新興的“雙料保姆”。這些人的行為同樣是拿自己的人格與尊嚴換取生存，與賣淫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然而，我們在詛咒妓女的同時，她們卻張揚地出入豪華別墅，開著寶馬名車。甚至有很多的大學生以做“小蜜”和“二奶”為榮為幸。還有以權謀私的貪官污吏們，昩著良心聚斂錢財的奸商們，達官貴人和少爺公子們，他們拿著國家的俸祿，花著人民血汗的錢，吃喝嫖賭，無惡不做，甚至逼良為娼。為什么就沒有遭到公眾如老鼠過街一樣的道德批判呢？王莉在危機關頭能夠對一個歧視自己的人掏出自己的“血汗錢”，這樣的舉動上述“要臉”的人們又有多少能夠做到呢？在整個租妻的過程中，王莉僅僅是從職業的要求出發以錢來衡量一切，她簡單，率真，善良，毫無城府。這樣的對比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健全的社會。在這樣病態的社會中，我們已無須同仇敵愾、苦大仇深地憎恨妓女，因為我們無法醫治社會的病態，唯一能做的就是力求做到問心無愧。
這部被譽為路學長“最具人文精神”力作的影片，除了捕捉到卑賤地存活于社會底層的妓女的生存狀態與精神世界之外，還構建了一個現代與傳統撞擊的敘事架構，以及展現了現代文明思潮影響下價值觀念動蕩的當代農村。影片中，家駒病癱的父親沒有一句臺詞，卻代表著中國數千年傳統的父權形象。兒子對于這種父輩的威嚴既是尊從又是背叛與抗議，正如家駒向癱瘓的父親發問：“哭著鬧著讓我回來，我回來干什么，陪你種一輩子地呀”。家駒的母親讓我想起了《喜宴》中的父親，他早知兒子的騙局卻不去揭穿，不愿追隨兒子去大城市享受生活，而是守侯丈夫的亡靈終其一生，更象是傳統的捍衛者。
家駒小侄女香草的設計對于劇情的轉承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明顯帶著寓意的模式化角色。她可以看作是當今廣大農村青少年的縮影。她出生成長在農村，現代的思潮已經完全動搖了駐足貧窮落后的農村的觀念，就像香草說：“只要能離開這里，讓我干什么都行”。城市對她來說就像舊中國人眼中的舊金山和夏威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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