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辛亥革命》近來熱播，可以說是吸引了相當多人的眼球，原因就是打著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獻禮片的旗號，但是說與《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相比，地位還是有那么點尷尬。
從表面上看，這部電影力求延續《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那樣的主旋律的基調，但是看似都是主旋律，差別卻是很明顯。中國歷史的邏輯講究成王敗寇，建黨和建國當然是我們偉大的黨，而《辛亥革命》雖然是推翻帝制和清王朝，但建立的是中華民國，講究的是民族、民權和民生，兩者差別甚巨。
從制作上看，因為主旋律之間的根本不同，加盟班底也不可同日而語，韓三平打著向黨獻禮的口號一呼百應，眾明星沒人敢說不，而《辛亥革命》雖然也號稱眾多巨星出演，基本是成龍獨自撐著局面，其他趙文瑄、孫淳、姜武、李冰冰等人的號召力畢竟有限。當然了，明星扎堆兒不一定就是好電影，但是不得不承認韓三平建立的這種明星轟炸的電影模式帶來了巨大的商業效益。
最后，更為重要的一點，也是最為敏感的一方面，現在“革命”基本等同于敏感詞，大肆宣揚革命推翻政府的做法，與我們現時代的意識形態宣傳相悖啊，這樣的電影怎么可能稱之為主旋律的獻禮片呢。
電影開篇的鏡頭是秋瑾就義的鏡頭，寧靜飾演的秋瑾走在街頭，緩步走向斷頭臺，伴隨著畫外音響起：“我此番赴死是為革命，中國婦女還沒有為革命流過血，當從我秋瑾始，縱使世人并不盡知革命為何，竟讓我狠心拋家棄子，我此番赴死，正為回答革命所為何事。
革命是為天下人造一個風雨不侵的家，給孩子一個寧靜溫和的世界，縱使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們早已麻木，不知寧靜溫和為何物。”
這個段落頗為煽情，估計是導演張黎想來個開篇點題，主要是為了闡述革命的價值和意義，而且這段話總讓人聯想起《十月圍城》中的孫文的闡釋，同樣關于革命：“十年以前，一個學生在這里提問：何為革命？我告訴他，革命，就是要讓四萬萬同胞人人有恒業，不啼饑，不號寒。十年過去了，與我志同者相繼犧牲，我從他鄉漂泊重臨，革命兩次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語。今天，如果再道何為革命，我會說：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作革命。”
革命之路，異常艱辛，有殺戮，有犧牲，有戰爭，有炮火，是對人性的最大磨礪和考驗。而且革命并不預付美好的未來。革命只為摧毀一切，從來沒有想過革命之后會建造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秋瑾慷慨赴義時的話，還是孫文說的話，其實都是透支了革命的意義。而辛亥革命則是這樣一種典型的革命：看似成功，實則失敗。用我們歷史教科書上的總結解釋，這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本身的弱點導致的，孫中山妥協之故。
《辛亥革命》中，導演張黎主要鋪陳了幾場革命戲份：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陽夏保衛戰等，但是這些戰爭場景有些為電影而電影，與劇情本身并不太大。武昌起義是辛亥革命的一個標志，但據張鳴教授考證，其實武昌起義完全都是一個偶然，沒有必要渲染它的歷史性意義。
孫文這個角色在影片中處理的還是太主旋律了，有點假大空。四處募捐，跟海外銀行家大談革命，豈不知資本家只重利益。這樣符號性太強的角色基本都是臉譜化了，沒什么可塑性，每次露面都是大義凜然，呼喊口號。反倒是孫淳飾演的袁世凱在影片中最為出色，把一個陰損，精明的政治家形象刻畫的十分形象。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逼迫皇室退位，孫文讓出大總統后，袁世凱終于得償所愿，當上了大總統。在接受媒體的采訪，剪辮以示支持革命的那個場景中，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革命就得有革命的樣子，所以我要做足革命的樣子。”
在袁世凱的導演下，革命是一場秀，是一場表演。革命的舞臺上，有許多革命者因為信仰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們深信自己的犧牲可以換得一種光明和幸福。但是歷史不允諾未來。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看似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所能改變的僅僅是一種時代的表層。
按照張鳴教授的說法，之所以給我們這種錯誤的印象，那是因為革命看似帶來了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制度，但是卻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從辛亥革命后，進入了一個軍閥割據，你方唱罷我登場，哄搶歷史前臺的混亂局面，于是，“只能把混亂歸咎于變革的不徹底，革命不徹底，因此只好在前進的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的結構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難弄明白的新世界”。
張鳴教授在《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中談到一百年前的那場革命時說，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而是一種“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這種困擾和焦慮影響了以后歷史的進程和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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